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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义乌和全国的大小老板们,今天所要的信心,大概就是这三条了:环境公平、依法治理、?#27982;?#19981;扰。

企业家们所要的“信心”到?#36164;?#20160;么


分类:封面报道 稿件来源:中国经济信息杂志 作者 吴晓波 

2018年11月中,有记者去义乌进行民企生存现状调查,发现那里的冬天是这些年来最冷的。关停歇业的中小企业比比皆是。一位政府官员的看法很有意思,他对记者说,“能够关停的企业,说明还是有实力的。”

因为“一些停不掉的企业是实在没有办法,只能依靠融资继续做下去,也不知道能维持到哪一年。”

这?#27604;?#26159;冷到了冰点的判断。

接下来,记者的一个观察非常微妙,他写道:“在采访中,我们能够清楚地发现,?#26434;?#36825;批民营企业家来说,他们主要是两方面的诉求——稳信心和提高社会地位。”

你看,即便是此刻,企业家们要的也不是贷款、市场或解困资金,而是要一个看不见、摸不着的东西——信心。

在义乌老板们的朴素意识中,做生意就是“愿赌服输”,美国人的订单没有了,还可以开发?#20998;?#25110;中东市场,但关键是,我要有“继续做下去的信心”。

一个国家的经济活不活跃,说到底就是两件事情,企业家敢不敢投资,老百姓肯不肯消费。有了,?#28304;蠡断玻?#27809;有,冰封雪飘。

而两者,都关乎信心。

那么,企业家们所要的“信心”到?#36164;?#20160;么?

信心低谷期

在四十年的改革史上,增长曲线的起伏图,就是信心的起伏图。

简单算一下,有过那么几次信心的大低谷期,分别是1982年、1990年、1998年、2008年,它们的发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,有的是周期性的,有的是受外部环境的影响,有的是改革重大受挫。而走出低谷的特征则是同样的,即政府释放了重大的政策红利,并发生一起拐点性事件。

1982年的那次信心?#27492;眨?#26159;1984年邓小平进行了第一?#25991;?#24033;,肯定特区经验,并在那一年召开第十二届三中全会,启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;

1990年那次,是1992年更为著名的邓小平第二?#25991;?#24033;,并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国策,进而在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推出了整体配套体制改革;

1998年那次,是新任总理朱镕基咬牙宣布“抬着棺材搞改革”,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击退了索罗斯对港股的狙击,然后进行重大的产业政策调整,开放房地产市场、外贸管制和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,从而构成了消费、投资和出口的新三驾马车;

2008年那次,是启动四万亿计划和刺激资本市场?#27492;眨?#35753;?#24535;?#21464;成了生产力,从而强行拉动了经济的触底反弹。

2018年的此次经济危机,虽然在表征上无法进行简单的历史比拟,然而,就危险程度而言,与上述四次相比,其实并没有“更为?#29616;?rdquo;的表现。随着经济规模的壮大和民间资本的雄厚,甚至在忍耐度和腾挪的空间上,似乎还较为增加了。

但是,同样的考验是,我们期待政府释放怎样的改革红利以提振民间信心,此外,在什么时候,以怎样的方式发生一起拐点性事件。

关于第二个悬念,是没有答案的,因为它关乎历史的戏剧性。但关于第一个悬念,是值得?#38505;?#35752;论的。

提出“信心要求”

改革开放四十年,前三十年的激荡,就根本而言,是因为改革?#26143;?#26224;的朝野共识——它建立在“摆脱贫穷、?#38750;?#23500;强”的?#29616;?#22522;础上,也有相当明确的“假想敌”——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。

在那一阶?#21361;?#25152;谓的“信心”,均来自经济政策的松绑和对外延?#30342;?#38271;的无比自信,所以,就有了“给点阳光就灿烂”的民间说法。

时至今日,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
物质匮乏已经让位于对美好生活的?#38750;?#21644;科学和谐的发展观。作为“假想敌”的计划经济已然瓦解。而外延?#30342;?#38271;的空间已经被压缩,转型升级和应对陌生的市场竞争成为新的生存课题。

在这样的改革新周期中,2700万民营企业家的公共诉求就变得更加复杂了,也提出了更高的“信心要求”,并超出了单纯的经济政策范畴。

我记得2010年,吴敬琏教授80寿辰,我创作完成《吴敬琏传》,在书稿下印厂的前一刻,我请吴老师在图书的扉页上题一句话。他在自己那间简陋而丰饶的书房里拿过一张纸,写下了九个字:“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”。他特意提示说,是法治,而不是法制。

在吴敬琏先生的意识中,中国改革最大的成就,便是把一个计划经济的体制改造成了市场经济体制,而接下来的任务是让市场经济法治化。有法治的市场经济是好的市场经济,反之,就是坏的市场经济。

在?#19994;?#29702;解中,法治化的内涵大抵有三个。

其一,创造一个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,没有旋转门,没有玻璃墙,对内对外公平开放,不要给任何人或所有制企业以“特殊的待遇”;

其二,让看得见的行政之手,越少见越好。平心做生意,有事找法院。政策不是不可以调整,但要有依法程序,需保持司法的独立性和威严性;

其三,对民营企业家不要低看一眼,也不必高看一眼,他们中的任何一员,只要在生产合格的产品、在合法纳税、善待员工、不破坏环境,就不应该受到政府的打扰。他们的意见,?#21830;?#21487;不听,但要有正当的发声渠道,保持思想市场的?#26434;?#21644;开放性。

简单地归纳一下,就是:环境公平、依法治理、?#27982;?#19981;扰。

义乌和全国的大小老板们,今天所要的信心,大概便是这三条了。

(本文作者系财经作家。本文为吴晓波微信公众号“吴晓波频道”内容。)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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